2023年4月25日，彭剑斌在北京慕田峪长城。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到长城（受访者提供/图）
花45块钱在寺庙门口成堆的小商品中挑的吉祥物，果然，这次又忘了带上台。那是一个木头做的球，网球般大小，估摸是空心，掂着不沉。它被坐在台中间的小作家（他享受这个称谓，相比于成为大作家，他更向往成为小作家）从长沙带到北京，原本指望可以捏在手里缓解发言时的紧张，但书店又热又闷，他感到呼吸困难，几乎要昏过去，压根没时间想这档事。木球上刻的“吉祥如意”四个字，他清醒后不忘于事无补地向旁人介绍，“我老婆的名字里面有个‘意’，吉祥如意就是像我老婆一样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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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妻子第一次在现场见识过他总在乱动、无处安放的手后，便建议他再碰上类似的活动，就带块石头，可以在手上盘，他照做了。这次新书《寂静连绵的山脉》出版，在北京接连举办几场活动，妻子隔着屏幕看完直播，结束后都说，你没有带球。
听起来亲切友好的读者见面会从一开始就给他留下了灾难的印象。2012年他受邀去上海的一个小书店，那时他刚出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和店员以及老板一起，众星捧月地围着听众席的独苗，那人也不是特地前来的读者，只不过刚好在逛书店。活动办得临时，没来得及宣传，但彭剑斌不愿陷入这种安慰，过了十几年仍认为，“宣传了可能也没人去，因为不知道你是谁。”
他算不上绝对的内向，但也确实不擅交际。大学毕业后做过很长时间的业务员，推销过灯具、窗帘、小区草坪等各种产品，忍受过各种尴尬。无从预料的读者提问有时会猝不及防地把他拉回曾经在销售会议上走神无措或是与县城五金店铺老板面面相觑的现场。他不知如何清晰阐释自己那些依赖感觉而非严谨思索的写作。
当编辑陈凌云看过他的稿子，确定要出他的书后，他第一时间提出唯一的要求：“不能让我去参加那些宣传活动。”没过多久，2020年，对方从理想国离职，创立了铸刻文化，团队员工迄今增至四人。彭剑斌又只好屈从于惺惺相惜，在他眼里，突然变成个体户之后，这种机构就跟沙县小吃老板开个小店一样，很不容易，“我肯定希望他能回本，至少不要亏钱。”
新书的诞生直接关乎陈凌云的邀约，他成立铸刻初期就想做原创文学，此前在《西湖》杂志上看到彭剑斌写的一篇《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被语言惊诧到了”，他从中读出了法国新小说的调性，认为这个素未谋面的作者写出了“身在异乡的年轻人的孤寂”，甚至，“把我心里想要的文学的感觉都写出来了。”
他一下子签下了彭剑斌的两本书，其中《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是再版，《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则是尘封了十几年的旧作，并承诺出版他接下来写的新小说，这番带着行动力的诚挚认可为其提供了重新写作的契机。那时的彭剑斌已经七年没写，他一边继续修改旧作，一边开始新的创作。为了抓住刚刚出现的感觉，他白天在教育报刊集团做编辑，下班后径直回到在单位附近租的单间，而不是家。就这么写了两年，伴随着规划带来的压力和久不提笔的自我怀疑，越写越困难。他现在肩负了旁人的期盼，再也不是那个对业绩吊儿郎当、一心只想在出差途中写小说的推销员，那些肆无忌惮的语言状态、无人问津的畅快、半躺在旅馆床上瞎写的幸福时光（“小旅馆一般是没有桌子的，你只能坐在床上写。那时我还没有电脑，一般都带个本子，带支笔，本子是代理商儿子的作业本，有时也就是几张零散的白纸”），他确定，都已成了过往。
之前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他会很兴奋，不断地重读。这回却每读一次都越不自信，最难受的是与小说集《寂静连绵的山脉》同名的那篇。初稿费时费劲地写了差不多六万字，几乎每写完一篇他都会立马发给陈凌云看。对方看完这篇后，默默地在微信上发来一个红包，说辛苦了，去买杯咖啡喝一下吧。彭剑斌心想，完了，真的写砸了。
2023年4月22日，在北京码字人书店与读者交流，从左至右：孙智正、彭剑斌、孙一圣、陈凌云（受访者提供/图）
多次修改后，陈凌云已感到十分满意，新书面世后，也出现了不少视之比前两本更老练成熟的声音。彭剑斌本人却无法从顾影自怜中走出来，他认为写出这些更具故事性、更现实的文字的自己像个“巨翅老人”，再也飞不起来了。
读者的喜爱在他看来是对现实主义的靠拢，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背叛。他认为前两本书里那些天马行空或来源于梦境的小说，虽然也有现实的因素在里面，可以跟现实中的人和物对上号，但“它的骨子里还是现代主义的，而不是去老老实实地讲一个故事”。他担心配不上非常不现实主义的新书封面，拔白发似的把文字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剔了一遍又一遍。
同名小说的前半部分写他与女友的都市生活，症结出现在后半部分，主人公接到爷爷去世的消息后回到农村送葬，“写不出我心里预想的那种效果，我不满意的是后面就开始跌到地上去了，变成了写青年人都出去打工、农村只剩下老人的一种大家都知道的现象。”
而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在这一具体事件中各人奇妙的心理，“就是爷爷死了，爸爸又摔伤了。爸爸不能参加爷爷的葬礼。你在葬礼上成为全家唯一的代表，还要想着爸爸这个时候的心情，自己又有点愧疚，因为自己贪恋女朋友的温存故意回来晚了，很复杂的那种心情。”
他毫不避讳，想一直写内心的想法，想要一直抒情。由于在贵州跑过多年业务，他对《路边野餐》很有感触，反复观看后，觉出自己跟毕赣有些相通的地方。“我和毕赣对现实生活做出的反应，兴趣不在事物的实质性上，更多地在于事件的形式、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和碰撞上，对偶然的迷醉，对诗意书写的着迷，甚至对现代人所不齿的抒情行为的热衷。大家都不喜欢抒情，因为抒情是袒露内心，而袒露内心是可耻的，但对于我们这类人来说，抒情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已经从现实生活中一路走来，我们不想再经由现实这条道路回到作品中去。”
感觉不对劲时，他就像马里奥扑腾着顶砖块那样，“非得给他来一下。”他写自己在爷爷的灵前久跪不起时的心理活动：“等下一次，奶奶死的时候，我一定要穿一条厚裤子，并且绑上护膝。”这些抽离、诙谐的感觉成了他的救命草，作为跟别的农村题材小说区分开来的记号。
它们同样吸引了那些擅长苦中作乐的人、仍能在现实生活中窥出轻松烂漫一面的人。这样的人，比如陈凌云，从不觉得所有人济济一堂的单间办公室局促，他看着窗外被栏杆挡住的大阳台，鸽子飞来时，与伊斯坦布尔的风情无异；在沙发上休息时，背后填满蓝天，又瞬间切换成了马尔代夫的景观。他喜欢彭剑斌书里那些紧张兮兮的幽默感，和类似在厂里打工重逢的发小冷不丁问一句椭圆形面积要怎么计算的桥段。这样的人，其实跟彭剑斌也很像。
曾经，世界上只有零星几个爱好文学的网友知道彭剑斌的写作。其中之一是小说家金特，他第一次和彭剑斌见面是在广州，十几年前，地点在怡乐路的博尔赫斯书店（现已搬迁）。初步印象是这个人有点羞涩，跟人说话就看别处，时不时推一下眼镜，喉音和鼻音混成一团。个头不高，敦敦实实的，穿衣打扮也普通，整体气质跟他的业务员身份可谓高度一致，感受不到文学气质，但他身上有股肉头肉脑的可爱劲，让人觉得亲切。
金特几年前在文章里回忆，“彭剑斌结束了业务员的生活，重回广州，在怡乐路租了一间像厂房的老房子。地面没地板——水泥的，四周也是水泥色的，总之，感觉像个水泥洞。那段时间，我和另两位小说作者天天来这做客，聊天，打边炉，逗猫，打扑克，打麻将……彭剑斌乐呵呵地陪我们玩，没见他愁过，永远乐呵呵的。相识这么久，其实，那个水泥洞里的彭剑斌是让我最动容的。”
他与金特应杂志约稿，互写对方，相比起金特块状的着笔，彭剑斌的描述明显更聚焦于一个个的细点：“十多年前，我到广州找工作，暂时寄住在金特那里。有一天晚上，金特在睡觉，他让我23点叫醒他。到了22点50分的时候，我突然犹豫起来，不知道要不要叫醒他。在那片刻的迟疑中，我应该是短暂地观察过他吧。我发现我并不了解他，关于他的内心世界，我根本一无所知。他为什么要求在23点醒来？依据哪一条心灵准则赋予了自己这种权利？既然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那为什么不一觉睡到天亮呢？而且，23是一个质数呀。”
那时还在博尔赫斯书店上班的冯俊华与他们共享了这段时光，彭剑斌还在做业务员时，但凡去广东出差，总会到广州来找他。每次手上都拎着不同的产品，第一次见面时，他拎着灯具来庆祝冯俊华主持的“ding-ding-fing!合作社”的开幕。合作社空间简陋，位于城中村的二楼，没有空调，彭剑斌立马去附近买了个吊扇作为开张礼物。
冯清楚记得那天是6月3号，因为是卡夫卡的去世纪念日，二人当晚聊卡夫卡聊了通宵。2009年，他拉着彭剑斌一块成立了“副本制作”，编印一些按需制作的文学小册子，旨在发掘年轻的默默无闻的作者，供同行交流，让做出版的朋友看到“需要某种判断力才能看到的东西”。2012年，冯俊华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彭剑斌的短篇小说集《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最后滞销的1000本由他掏了一万块自行消化，至今还放在他位于阳江的老家。
第一笔版税用完之后，彭剑斌找了份送快递的体力活。听到这个消息，金特心里一惊，第一个念头是很难过，“小说作者难道离体力活就这么近吗？这个社会怎么回事？我们的命运就没一点支撑吗？可有什么办法呢？为了生计，被迫去做体力活。”
冯俊华倒坦然得多，他当时也在餐厅兼职送外卖，而且由衷认为这一类物质性劳动能为他人提供切实的帮助，比很多虚无缥缈的工作都更有价值。他不仅口头支持，闲时还会骑车到芳村，陪彭剑斌一起送快递。直到有一次彭剑斌重感冒，不能上班，眼睁睁望着如约而至的快件不断堆积在住处门口。这些即便通宵也送不完的纸箱令后者心生绝望，没过多久便辞职去了长沙。
2017年，冯俊华离开了博尔赫斯书店，但“副本制作”还在继续。他关心当代汉语，希望通过出版、社群实践等推动创作，而选择作品的标准则主要看作者能不能理解自己的生命状态并匹配语言状态。如今，回看10年前为彭剑斌出版的两本书，冯俊华仍然为彭在叙述上的细腻处理而激动，“他在艺术上特别聪明，狡猾得来又敢打硬仗，分寸感、想象力都是身体性的”，即使“我们不是多么特殊的个体”。
新书《寂静连绵的山脉》出来后，彭剑斌显得惴惴不安，追问老朋友们怎么看。冯俊华的感觉是，彭剑斌在语气的运作方面变得更熟练了，毕竟以40岁的阅历和精力去回应二十多岁时的生命经验，很容易在认知结构上打滑，需要用风格去弥合错位。彭依然有写出动人句子和场景的能力，但所谓“写不出想要的效果”，在冯看来，不能简化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的问题，归根结底可能出于“对理解的要求和难度都增加了，和十几年前比，社会的变动多剧烈啊”，相应的，新小说中的描述也变多了，因为叙述是需要理解来支撑速度的。
他总结道：“看新作就像他特意请大家吃饭，菜做得很用心、材料有保证，但搭配来去差不多，不容易记住哪盘是哪盘。不过作者的形象是更清晰了，会看到这个人在毛玻璃门后面忙活，看不清身体但边缘有一圈光，他对生命中的材料反复掂量，追随自己的敏感，你可能觉得和他可以熟络、他也有耐心倾听你。其实他很尴尬的，是为了逃避沉默才一直讲自己的故事。”
2019年夏天，阔别多年后，彭剑斌与金特在长沙见面。在金特眼里，彭剑斌沉静了许多。那几年，他结婚生子，经营着稳定的生活；心里则向往着卡夫卡《美国》里16岁被父母突然送到美国去的少年，不断碰上奇遇，经历新鲜的事情。现实却略微乏味，以至好几年没写，没有什么能够激起写作欲望。
金特鼓励他重新写作，他则劝金特多打磨语言。目睹他焦虑而欲言又止的神情，金特想起他在《祝君晚安》里的那句“火车行进的样子，像许多灾难来临的脚步”。彭剑斌写过的句子不时跳入他的脑海，另一次是在沈阳的冬天，他看着大雪从天而降，突然想起《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那个人，用树枝捅进雪堆，树枝的弹力震动了手心……“当时，雪的奥秘，一定被彭剑斌抓在了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