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灵注：本文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彼得·贝奇（PeterJ. Boettke）所著的《鲜活的经济学：昨天、今天和明天》（Living Economics: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最后一章。

我从2016年开始这本书的翻译，断断续续花了差不多4年才完工。时间拖得有点长，一是其间加入了另外两本书的翻译任务；二是书中涉及的内容较多，难度较大，需要一些时间学习、打磨、沉淀。经过至少反复三次的翻译和全文校对，目前的译文我还算满意。

(相关资料图)

遗憾的是，原定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因为某些原因放弃了出版本书，现在还在寻找新的出版社中，有出版资源的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和我联系。即使最后出版不了，我也不后悔这4年的工作，因为我确实从中学到了许多，只不过本书精彩的内容和精彩的译文就唯我独享了。

“主线经济学”是贝奇所大力倡导的概念，贯穿本书始终。所谓主线经济学是一种经济学思想传统，可追溯自晚期经院哲学，然后由以苏格兰启蒙学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所发展，再由新古典中的奥地利学派传承，直到当代的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公共选择经济学等等。

主线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两个基本观点：（1）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2）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结合的复杂社会秩序（自发秩序），由此与将经济学自然科学化、将行动的人机器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形成对照。主线经济学家的角色不是社会工程师或救世主，而是社会的研究者，研究经济规律，尊重人的首要地位，欣赏自发秩序，抵制流行谬误，并纠正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

因此，经济学教育至关重要，受贝奇“主线经济学”理念的启发，我们开展了“主线经济学精读课”，去年是第一期，共读了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的含义》和霍奇逊的《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今年我们读的是冯兴元老师讲解的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哈耶克文选》，朱海就老师讲解的福斯与克莱因教授的最新力作《企业家的企业理论》，以及由我讲解柯兹纳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我在整本书中都在强调经济学教学，这并不是一项不值一提的努力。这一学科具有启发性且关系重大。如果我们是失败的经济学教育者，那么我们也会是失败的经济学家。这是绕不开的结论。经济学不仅仅是聪明的专业人士玩的游戏，而且是涉及任何历史关头最具有紧迫性的实际问题的学科。国家是穷是富与之利害攸关；生命的质量和长短亦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经济条件。

经济学阐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这是一门有着雄心抱负的科学。它解释人类行为，不管是在市场、投票站、教堂、家庭，还是人的其他任何身份。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窗口，而且是唯一一个将人作为行动的人处理的窗口。对于偶然进入的读者而言，这可能听起很傲慢，但经济学也教人谦虚。如哈耶克所说：“经济学有着奇特的任务：向人们表明他们对自认为能够设计的事物其实是多么无知。”

从亚当·斯密到F·A·哈耶克的主线经济学的教义不仅教给我们哪些是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哪些是经济学不能告诉我们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控制的企图都存在真实的限制。经济学在20世纪偏离轨道的主要原因是未能认识到这些限制，并且混淆了政策学和工程学。基于物理科学的知识，工程学创造了前几代人无法想象的技术解决方案。我祖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大多数旅行是靠马和马车进行的，而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不仅体验了跨大西洋的飞行，还将人送上了月球。他们过世以后，互联网发展起来，这不仅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还改变了我们的购物方式、学习方式以及我们形成社交联系的方式。这些惊人的技术进步，倾向于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以我们的理性，人们可以通过科学征服他们面临的任何问题，所有问题。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也会忘记某些对进步而言至关重要的事。技术知识是通过普通的商事活动转化为有用的知识的。如果没有财产、价格和损益核算的指导作用，就无法实现创新带来的收益。原因很简单——没有价格体系的指导信号和激励，经济主体就不能从一系列技术上可行的项目中挑选出最经济的项目，以求实现。而如果缺乏经济学知识，技术性风险投资项目将受到系统性资源浪费的困扰。

然而，除了商业引导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外，还要说明另一个更微妙的要点。商业生活不是通过设计出现的，而是因人们有相互“交易、易货、交换”的倾向而出现的。生产的专业化和交换的存在远早于经济学家提出这些术语来帮助解释这种行为。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并没有创造经济，相反是从已经在运作的经济开始他们的研究，其任务是为既有的实践提供哲学理解。这与设计大桥以便利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交通的土木工程师迥然不同。政治家和公众对经济学的要求更像是工程学，这可能是对这门科学最大的破坏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经济学不能起到社会工程作用的这种判断，我们就不必满足于纯粹哲学性的经济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能够产生重要的经验信息。该学科可以告诉我们，替代性的制度框架将如何影响我们实现贸易和创新的收益的能力。如果制度框架阻碍贸易和创新，那么这些收益将不能实现；如果制度框架鼓励贸易和创新，那么收益就能实现。我经常告诉学生，人类显示有两种天生的倾向——交易、易货、交换的倾向（如亚当·斯密所教导的那样）；强奸、抢劫和掠夺的倾向（如托马斯·霍布斯所教导的那样）——而人们追求哪种倾向是个人在其间生活和互动的制度框架的一种功能。生活经历可以是创造财富，然后享有更健康、更富裕生活的良性循环，也可能是一种肮脏野蛮的人间地狱。因此，虽然经济学不能做出精确的点预测，但作为一门科学，它可以告诉我们变化的趋势和方向，以及政治-经济制度创造财富或毁灭财富的能力。

主线经济学解释经济的运作，不是通过对个人的认知能力做出英雄般的假设，也不是求助明君来描述政治。相反，从亚当·斯密到F·A·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接受人们本来的样子，并试图找到这样的制度框架，限制坏人，使他们掌权时的危害最小，并利用人们普通的动机和有限的认知能力来实现分工下的社会合作。主线经济学发现，在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和实行宪政的有限政府的制度中，这种受到了限制的个人利用权力的野心，以及个人关于某时某地的独特知识，可以被引领来实现和平和繁荣的社会秩序。

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必须防范人类的狂妄自大。自大有两种形式：自认道德品质更高尚的狂妄自大，以及自认知识水平高于同胞的狂妄自大。哈耶克将后者称之为致命的自负。

亚当·斯密笔下的知识分子文化与这种对傲慢的批评有着共鸣。请看以下来自《国富论》的段落：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于何种国内产业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者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这种狂妄自大称为“制度人”，是被嘲笑的对象。他只是因为“妄想自己聪明睿智”，其实“愚蠢而傲慢”，才认为自己能在商业事务上凌驾于他人之上。

但到了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时候，知识分子文化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制度人现在不但不是被嘲笑的对象，而且需要他们去解决商业生活中的异常问题，以及现代工业社会的失业和商业周期波动问题。经济学从这时起，就在商业上偏离了轨道，成为了公共政策的工具。它成了制度人的侍女，而不是怀疑这种人类自负的智慧的理由。我们现在有的是《控制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常识》。

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向权力说实话，而不是迎合权力。从斯密到哈耶克，这门学科教给我们的是，必须限制权力来遏制人类的掠夺能力。即使我们不在意它的教导，我们也颠覆不了亚当·斯密、J·B·萨伊和F·A·哈耶克关于市场创造财富而政治摧毁财富的基本结论。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验强化了主线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教训。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说：

经济学知识是人类文明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现代工业和道德、智识、技术和医疗在过去几个世纪取得的所有成就的基础。这取决于人们是正确地使用经济学知识所提供的丰富宝藏，还是将其闲置。但是，如果人们没有充分利用经济学并无视其教诲和警告，那么他们不会废除经济学，而是会摧毁社会和人类。

我们作为经济学的从业者和教师，所从事的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我们必须在研究中突破知识的前沿，并能够向我们的学生、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传达主线经济学的基本真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符合逻辑的经济模型和复杂的统计技术。而且，我们需要符合逻辑的经济学推理和对人类历史的把握。我们必须把人理解为容易犯错但仍然有能力的选择者，他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制度框架内。

正如我试图在本书中论证的那样，经济学是一门既有启发性又有娱乐性的学科，也是一门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问题的学科，生死攸关，悬而未决。我们的职责是教导我们的学生享受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的纯粹乐趣，并且告诉他们，当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拒绝经济学知识时所涉及的利害关系。

经济学主线的教义为我们提供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核心真理。希望本书的读者不要将这本论文集看做是既定教义的回答，而看做是人的行为科学及其最发达的分支——经济学的一个诱人邀请。我们需要吸引每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人从事这种人类研究；他们需要发现经济学研究令人思想兴奋，值得关注。他们还需要避免这种思想倾向，即认为自己适合计划经济体系的任务或者能够最好地修补经济体系。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 constructivism）转向弗农·斯密斯所谓的“生态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这是一种很好的知识上的平衡协调。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命运将取决于我们这些处于经济学主线上的人能否为每一代人提供足够诱人的邀请；而人类命运将取决于在经济学主线上的人能否反击经济学上的无知，反击特殊利益的政治以及制度人的狂热野心。

就像所有科学努力一样，经济学上的真理，最终远比声望和权力更重要得多。而把经济学的真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这是一项有价值且光荣的使命。事实上，这是一种召唤，要求我们对学术和教学的技艺付出最认真的关注和奉献。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要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努力思考，直言不讳并且清楚晓畅地写作。这是认真的人所从事的一件严肃的事业，但它也恰恰是一场令人惊喜的智力冒险，探索跨越时空变化无尽的“人类的行为”。我衷心地希望，经济科学主线对经济学原则的各种探索，以及向我传授这些原则的大师级老师们的榜样，有效地传达了我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热爱之情，更重要的是，能够作为一个邀请，邀请我的读者加入这场伟大的经济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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